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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选择整容的中国女性,个人自由选择或消费主义压迫

第一财经 2019-07-05 16:42:33

学者文华走访了43家美容医院、12个非法美容机构,访谈了58名接受整容手术的女性,她通过“民族志”写作,尽可能呈现每个人的生活经历。

自2003年“中国第一位人造美女郝璐璐”到现在,十多年间有800多万人加入了整容大军。这800多万整容人群中,男女比例约为1:13、人均消费5000~10000元,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到80%(约650万),其中尤以学生群体占主流(约400万)。  视觉中国图

离异两年的张女士又逢中年下岗,生计一下子成了大问题。她好不容易在一家美容诊所找到了清洁工的工作。恰好诊所有几个免费整容的名额,张女士就去向老板争取。在老板看来,张女士整容前后的改变正好可以吸引某一个年龄段的消费者,于是就同意了。手术以后,很多人说张女士更年轻了,她成了诊所的活广告,经常被销售拉去对客人现身说法。“对我来说,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诊所上班谋生。”她说。

2005年,中国的整容行业正处于飞速起步阶段,文华带着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计划来到北京,展开了对这个行业的田野调查。

最初,当她询问别人为什么要做整容手术时,90%的人都会告诉她同一个答案:“我要变得更美。”可再深究下去,“美”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。这位人类学学者用了3 年时间,把那些隐藏在“美”背后的事情抽丝剥茧般呈现在人们眼前。《看上去很美: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》正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补充而来。

每个走进整容医院的女人都有迥然不同的故事。刚结束高考的小娟由妈妈带着去做手术,为的是将来找一个好工作、好丈夫,“为了我女儿的将来,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笔划算的长期投资”。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张琳,因为一次求职受挫去做了隆鼻手术。班里成绩没她好但比她漂亮的女孩把她淘汰了,这让她坚信,漂亮脸蛋“绝对能带来优势,是一块敲门砖”。还有姜女士,从一名记者下海,成了广告公司老板,生活富裕,坐拥豪宅名车。她说自己是为了追求青春和提升公司形象去了做了整容手术,手术费用对她根本是小菜一碟。可她的朋友又告诉文华,事实上,姜女士正在经历一次婚姻危机,丈夫包了年轻的“二奶”。在姜女士的朋友看来,这才是她愿意冒着风险去做手术的真正原因。“她自己陈述的是一个故事,别人观察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。”文华说。

郝璐璐当年的整容手术引起了广泛关注,大批媒体跟拍和采访。与一般做整容的人们不同,郝璐璐是从头到脚几乎每个地方都做了“美化”。  视觉中国图

调查过程中,文华走访了43家美容医院、12个非法美容机构,访谈了58名接受整容手术的女性。她还结识了曾经名声大噪、被称为“中国第一人造美女”的郝璐璐。这位整容的先锋人物,展示的是又一个伸张女性权利的故事。文华甚至扮成有整容意愿的人,去向一些机构咨询。销售用各种话术包围她,即便她“并不觉得自己的五官有哪里需要改造”,但在医生和销售口中,她“永远有可改进的地方”。“你并不丑,但你可以更美,没有最美,只有更美”,文华这样总结销售们的话术。

文华对整容者的访谈并不只是集中于整容这个问题上。通过“民族志”写作,她尽可能地呈现每个人的生活经历。从她们的故事里,人们能看到高校扩招、国企下岗、下海致富等社会变迁,给小人物带来的变化。而女性做出整容的选择,又与这些宏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就像历史学家杨念群所说:“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,它就‘变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’。”在文华笔下,被手术改造的女性身体形象,从寓意上说,“象征着改革时代急剧而激烈的社会转型”。

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,还是在公共话语体系里,整容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。传统观念认为,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;新派人主张,“ 我的身体我做主”。即便是在女权主义阵营内部,也有两派相反的观点。一派认为,女性对身体的改造是她们获得自由选择权的标志;另一部分人则认为,女性整容是屈服于男权和消费主义,是没头脑的盲从。

文华试图通过调查,突破这种“ 二元论”。“不管是哪一种观点,都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。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她们个人的叙述。其中有很多复杂的、充满矛盾的原因。整容手术,是女性在外在社会权力框架下所行使的个人权利,有外在的约束,也有个人自由。”如今《看上去很美: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》简体中文版出版,距离文华当年的调查,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但她发现,这个行业的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改变,“整容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”。近几年,这个行业的需求度又一次呈上升趋势。她认为,这与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沟通方式有关,与互联网相关的“网红经济”“颜值经济”是带动这个行业的新引擎。

如今的各项“美女”比例标准,明显带有西方审美影响。  视觉中国图

对话文华:很多人把美丽视为一种“敲门砖”

没有最美,只有更美

第一财经:人们对整容的态度还是非常矛盾,一方面,诊所四处开花,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尝试;另一方面,这还是一个很隐晦的话题,人们大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整容。还有明星带着记者去医院,要医生证明自己没有整容。这种跃跃欲试又讳莫如深的心态背后,是不是反映了文化观念上的冲突?

文华:确实像你所说的,越来越多的人去医院接受整容,但并不代表大众接受。从传统观念来说,人们对整容还是有一种先在的价值判断——自然和人工,真和假。对整容后的外貌,人们还是会有一个标签。毕竟,“天生丽质”还是被视为真的、难得的美。所以很多人对此非常隐晦。

第一财经:但你书里写的几名女性,还是把相对深入的想法告诉了你。你是如何突破这种障碍的?

文华: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和采访对象建立信任的关系。我会向她们表明我是在做学术论文。我还需要花一定时间,让她们知道我没有恶意,同时保证她们在书中匿名。当然,很多与整形有关的内容,都是我听她们闲谈自己的工作经历时得到的。有时候,她们并不是在回答有关整容的问题,但从她们的生活经历中,我就能把她们的故事一个个剥开。这样才能了解藏在“美”背后的东西。

第一财经:很多人说一旦开始改造自己的身体,就会“上瘾”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你在调查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?他们不断进行手术的驱动力是什么?

文华:这样的人非常多。有的人是在不正规的美容院做了一次,失败了,再到大医院做修复。还有一些是做了一个手术以后,发现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改进,于是不断尝试,他们会觉得自己可以不断改变自身。

而且在整形过程中,医疗机构会不断给你这样的压力,告诉你,你身上还有什么是可以改进的。“没有最美,只有更美”,他们的销售策略就是如此,做了一次,他们会给你后续手术的折扣,让你一直尝试下去。

第一财经:除此之外,整形机构还有哪些吸引人们去手术的策略?

文华:去任何一家整形美容医院,他们都会放大量的术前术后对比照片,即使到现在,这还是他们最主要的营销手段。照片的变化总是非常大,非常具有吸引力。他们通过资助一些人做整形,然后用术前术后的照片来做推销。当时郝璐璐和杨媛,包括很多真人秀的选手,都是免费接受了整形手术,并同意医院用他们的肖像做广告。

第一财经:面对这些照片和他们的劝说,你会动心吗?

文华:因为我是去做研究的,还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。但为了更多了解他们,我会体验一些美容项目,比如光子嫩肤之类的。不过,我没有接受在脸上动刀子。

整容者一点也不特殊

第一财经:你个人对整容是什么态度?你的书显得非常中立,似乎很难看出你个人的主观态度。

文华:最初我之所以要去做这个调查,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很难理解整容这件事。我想弄明白,到底是什么因素,促使那么多人去整容。在媒体上,关于整容失败导致毁容的报道也很多。所以,刚开始,我总是想找,整容的人身上有什么特点?但我调查以后发现,这些女性一点也不特殊,就是我们身边的人。我自己的朋友,也有几个尝试过整容。现在,我看这个问题还是中立的。做与不做,对我来说,是个人自己的选择。但是在选择之前,将要面临的风险和受益还是应该了解清楚。当我作为一个学者来看这个现象的时候,我希望能带有反思的视角。

第一财经:你有没有考虑过,把学历和整容意愿联系到一起?比如,你对整容的审慎态度是否就和学历高,对“美”可能也有自己的看法有关?

文华:我觉得不一定有关。在我调查的过程中,我遇到过很多白领、金领。高收入阶层也有对身体进行管理的压力,而且,可能这种压力还更大。因为身体代表的也是收入和阶层。不能说学历高的人就会拒绝,没有直接的联系。实际上,在女权主义者内部,对整容也很有争议。

第一财经:你在书里也提到一种观点——如果把美丽视为一种资本,那么,整容就是一种投资。

文华:这是我听到的整容女性的一种叙事。我在做调查的时候,听到了很多次这样的观点。当然,大家知道,整容不一定会带来人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很多人还是把美丽视为“敲门砖”。就业竞争激烈,还有性别歧视存在,在这样一种游戏规则下,如果我有一张漂亮的照片放在简历上,可能是一块“敲门砖”。如果没有这个,可能连机会都得不到。所以,很多人认为,既然这样,我为什么不能多一点优势?这样的态度也是比较普遍的。

第一财经:就你的观察,如果把整容视为一种投资方式,回报率怎么样?整容是不是真的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变?

文华:我的调查是一个横截面,我不知道这些人做了手术以后,人生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变化。如果有一个纵向研究,去了解这些人整容以后的变化,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。我认为,整容不一定能够让人从此走向“开挂”的人生。但是整容医院很喜欢塑造“丑小鸭变天鹅”、从此改变人生的故事。这也是整容机构的一种话术。

追逐西化与追求自由

第一财经:在最后一部分,你讲到了在全球化时代,中国女性要求塑造立体五官、双眼皮的面容与“追求西化”之间的关系。在你看来,整容所折射出的人们对“美”的具体标准,比如高鼻子、大眼睛,是不是和追求西方化面容有关?

文华:我写最后一章的目的是回应全球化的问题。说到全球化,人们总是关注政治、经济、人员流动,但其实“美”的标准也在变化,也受全球化影响。我把“美”视为一种文化社会构建,当然有一些美的标准是相对永恒的,比如光泽的皮肤、对称的相貌等等。但还有很多标准,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变化,所谓“环肥燕瘦”。

我写论文的时候,用的是英文,会搜索许多西方媒体的报道。我发现,大量西方媒体都把中国女性整容时要求的高鼻子、双眼皮说成是追逐西方审美。可事实上,我在采访时,没有一个女性认为自己在追逐西方化的面容。我写这段内容,也是为了回应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吧。审美认知需要放到具体的情境下来解读,而不是简单的标签化。

第一财经:你书里写到的女性,为了工作和家庭整容。相比而言,被称为“中国第一人造美女”的郝璐璐,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先行者、一个主张自由权利的先锋人士。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,还是在自传中,她都呈现出敢于突破世俗观念、主张个人权利的“斗争”面貌。似乎郝璐璐身上体现的权利意识和能动性比你书中其他女性更强。你怎么看?

文华:在那个年代,郝璐璐敢于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,在某种意义上,她的一些表达和叙事是带有她的主体意识的。同时,郝璐璐是公众人物,她所承受的质疑是非常多的。作为第一个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整容女性,她更需要回应外界对她的审视。包括我,她知道我们的对话和互动都会呈现在书中或者论文里。

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其他匿名的整容者,她们也会在访谈中表达“整形是自己的权利”,但她们并不很需要强调这一点。所以说,访谈中这两类人的表达叙事会有不同的重点。普通人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,来宣称自己的权利。而郝璐璐则不一样,她必须去回应各种质疑。这从另一个侧面,我们还是能够看到,公众对整容的态度还是有很大分歧。

《看上去很美: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》

文华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·薄荷实验 2019年5月版

责编:李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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